1938年6月党由特别支部改为县委，由三个委员组成，我是县委书记，金更是组织部长，史风是宣传部长，后来不久，陈麒章调县委任青年部长，参加县委。大概6月份竹口区建立党的区委，陈忍是书记，公开职务是竹口区区长（41年在处属特委任宣传部长时被捕叛变，解放后在四川重庆捕获枪决），特委派来和我们经常联系的政治交通是吴毓同志。在1939年年初到我离开庆元时，共发展了党员100余人，其中外籍骨干约有20多人，一部份本地知识分子，其余大多数是农民，主要是竹口区农民。县委后来归处属地委领导，地委书记张麒麟同志，组织部长张贵卿同志，两人均在1941年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时牺牲。
1938年我们建党后不久，根据特委批示建立了“庆元县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组织的，是党领导下的全国性抗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抗战开始后，公开了，但国民党不承认，不准组织，所以我们这个组织成立后处于秘密状态。过了一个时期，这个组织改组为团结青年更加广泛的青年组织。在解放区一般叫做青年救国会等。民先队组织严密，有纪律性，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国民党把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看成一样。民先队工作，先由史风后由陈麒章同志领导，他们二人都先后担任过县委的青年部长。
我在庆元时和山上的党组织没有发生联系。山上的那个党组织一直坚持在浙闽边山区，是红军根据地。有时我们进入山区时，一路上还可看到红军留下的具有粟裕、叶飞名字的红军布告和写有欢迎白军暴动过来当红军的标语。说明了庆元县有党组织，并非始于1938年，而是更早的10年内战、3年游击战的时期了。
这一年9、10月出了一件事，山上的武装同志把庆元东区的区长胡英（地下党派去的）抓去了。虽然我还不了解山上的情况，但刘英同志曾向我交待过山上有我们的武装，因此，我心里有数的。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人，国民党是不会把自己县政府的区长抓走的。
当时国共合作，我们的党员虽然未公开，但我们在丽水曾公开在群众大会上喊过共产党万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等口号，这些罗中天是知道的。那时统一战线的形势很好，罗中天到庆元，他是不会不知道山上有我们的武装，所以他也想从党中请个人去参加他的县政府，在这方面也好办事。因此，我到庆元是共产党派去的，也是罗中天有目的请去的。我们去，一可以用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党工作；二也可以做罗中天等人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山上问题发生后，罗邀请我一道去解决。我也想去了解情况，便一道去了。我们到那里已是发生事件后的第三天，区长已放回来，区长说，那天他们把他眼睛蒙着抓去，询问他是干什么的，问了一些县、区当时情况。抓区长一事似乎证实了山上同志对抗日形势还很不了解，可能是打听一下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山上的同志也尽力避免和国民党政权发生对抗行动，所以很快就把区长放回来了。根据区长的汇报抓他的武装人员只是侦察性质的。罗中天心中有了数，反正人已放回，也就不再追问什么。
1938年初，庆元的政治是进步的，但是县、区的行政干部是三种成分组成。一是罗中天带来的人，有的是中间偏左，有的是偏右国民党人；第二种人是旧人员，这两部分是罗中天信任的。另外就是我们的党员和党派来的进步青年，罗中天是当“客人”看的。所以庆元县的政治形势，必然是随着整个形势而摆动的，内部是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斗争，县委的任务是努力争取他们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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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沈亮 | 
作者: 施平 
来源: 庆元县文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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