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底，日本鬼子攻下杭州就暂不前进了，形势逐渐稳定下来，逃走了的一些国民党极反动的特务官僚逐渐回浙江来了。浙江是蒋介石统治的基地和老窝，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十分凶暴。抗战爆发后，在团结抗日运动的高潮之下，国民党仍然不同意我党在浙江公开活动。他让黄绍竑驻浙，同时又监视着他。黄在省政府自己的人只有一个建设厅长，其他仍由国民党的CC派（陈果夫、陈立夫二兄弟）把持着。CC派反共十分顽固，这个顽固派时时防范着黄绍竑和我们的合作，处处防范着我们的活动，仍在侦查和破坏我们党的组织，所以到1938年秋末冬初，全国还在向前发展的抗战形势，在浙江就开始逆转了。黄绍竑是军人政客，自己也没有实力，是靠蒋介石吃饭的，他的进步是有限的，当然不敢违抗于蒋介石，所以他的态度也随之在变化。形势变坏的第一个明显信息是在1938年10、11月间，国民党的省政府、省党部发给各县党部和县政府的一个绝密文件，指出要严密注意共产党的活动（当时还未公开用后来才用“限制异党”这个词）。有一个附件说的是当时浙江共产党已发展到44个县，有了县委，诸暨县的共产党在北乡组织了农民2000余人，还有个省委书记刘英以下到特委、县委负责人的名单，凡我所知道的一些负责人皆列在名单中了。因我是民政科长，这种“绝密文件”归我管，我看到了这个文件就拿出来由金列连夜抄录，报送省委（或特委）。
此后，罗中天的态度也开始逆转。因我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单只是 名单上列的我是共产党的丽水县委委员。这样绝密的政治事件是要在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的，就是按文讨论庆元是否有共产党和怎样防止共产党在庆元的发展等。这个委员会罗中天是主任，我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明是副主任，委员大多是士绅。这是一场被动的很不好办的面对面斗争，要保护庆元的党组织，必须保住我自己党员身份不暴露。我抓住文件上一点的“破绽”来否定国民党的这个绝密文件的正确性来保护自己。我说，县长很清楚我来庆元之前在云和工作，怎么会是丽水共产党的县委委员呢？文件上没有说到庆元有共产党组织或共产党员，若有说我是庆元的县委委员倒还可以说得过去，由此也证明庆元没有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庆元不存在这个问题。国民党书记长也没有说出什么来，就结束了这场讨论。
但是，问题并没有完，罗中天请我来庆元工作时，他就认为我是共产党，但还是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讨论会后不太久，罗中天就采取了一个狡猾的花招，想把我和我所联系的党的关系落实下来，掌握在他手中。有一天罗中天故意很秘密找我去见他，他派武装勤务兵远远布岗，不准人接近，然后对我说，他要求进步，很希望找到共产党的关系等等。他有多少进步性，我是清楚的，他的任何一方面的表现，都不会得出要参加共产党的结论，我不会上他的当，坚决地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也没有这种关系。使他的诡计不能得逞。在和罗中天谈话结束以后，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一致认为，罗中天找党的关系是假，想掌握我党情况是真，特别是本县是否有党组织及其情况，若被其发觉，十分不利。县委决定通知一些可能受到罗中天“突击”的同志，遇到这样事情发生时，要坚定地保守党的秘密，坚决否认自己是党员和知道有任何党组织，并且要时时提高革命警惕。可是斗争还没有结束，罗中天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指使他老婆周璧对我说，把她远在广东的妹妹介绍给我，和罗结为亲戚，我把这事报告了特委张贵卿同志，把问题拖着。
那时党内也有斗争，有一个上级派来的地下党员叫杨绍模，广西人。县委决定他担任公开的县政工队长。浙江的政工队，原来是黄绍竑组织的，进步力量占主要地位，许多青年党员都参加了。但是不久国民党特务就剥夺了黄绍竑的领导政工队权力，而实际由特务系统的省保安司令部控制了。有一次县委决定杨绍模按照国民党规定去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办的政工队长训练班“受训”，杨受训回来后，没有讲有什么事发生，但金更在邮件检查中，发现了丽水保安司令部给杨寄了一封火漆密封的信件，按规定火漆密封信件是不能拆阅检查的，经县委讨论，这信件照正常一样送到杨的手中，我们要看他有何反映，对党是否忠实。杨绍模收到信以后过了好几天，都没有向组织汇报他收到什么信及内容如何。我们县委还根据他和罗中天的密切往来及说广西话使人听不懂等迹象来分析，认为杨可能已经被敌特务突击而叛变了，有通敌嫌疑。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们报告了特委，秘密把杨绍模开除出党（在这种条件下，开除是不能告诉他本人的）。并设法把杨送回丽水回乡服务团。当然，他若有什么意见，自会在丽水讲清楚，杨到丽水后的情况如何不知道了。我在庆元期间，就开除过这样一个党员。
1939年初，因为整个浙江省的统一战线形势逐渐恶化，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给各县密件中已刊了我的名字，罗中天假进步的面目基本上暴露了，他提出要我辞职，这证实了我过去对他的警惕是对的，我当天交了辞职书，他马上批准，第二天就要我走了，他还派了个广西人带着枪，一直把我"礼送"到龙泉上车。由于走得仓促，不可能先报告特委，我们开了个县委会，县委同意我走，并同意我提出的在特委没有决定或没有派人来以前，书记职务暂由县委委员汪湘同志代理。后来特委批准了县委的决定和我的行动。以后派了曾涛同志（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接替我的书记职务。
我自1938年5月奉命派到庆元县工作，次年2月底3月初离开，共历9个月。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和省委、特委的正确领导，我们在庆元和国民党中的抗日派进行了合作和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明为首的顽固势力作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我们支持罗中天当时的进步政权，同时独立自主地积极的建立发展了党组织，对全县人民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我党主张的教育，使全县的形势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迅速向前发展，革命知识青年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团结在党的周围，随着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和打击城乡恶霸地主豪绅的气焰，农民也开始发动了，他们在抗日的新的县政权领导下（主要由我党党员在各级行政组织中起的作用），地位提高了，觉悟提高了，全县处于抗日救亡和革命高涨的热烈气氛之中。一个新的生命在跳动，真是十分喜人。但到我离开以前的情况来说，我们还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多，从下而上发动的得少，这虽然是在一定条件和形势下使之如此，但由下而上的，也就是深入群众发动的隐蔽扎实的工作做得不够，就不能不影响到反动势力凶恶反扑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党的抗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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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施平 
来源: 庆元县文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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