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左丰美同志向我们传达了福建省委的决定：省委奉中共中央长江局电示，派出福建省游击纵队，到浙江西南部寻找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浙南特委和龙跃同志（特委书记）。游击队由左丰美直接领导，还有省委委员王一平同志和我。省委对执行中央局的指示是很重视的，当时省委九个委员，就派出三个带队执行这一指示。我任游击队长，江作宇同志任指导员，宣金堂同志任随军群众工作组长，余三江同志是分队长兼文化教员，还有程宗波等同志。闽北特委书记陈贵芳同志还派出一个机枪班，配合我们行动。
我们游击队共80来人，于5月初从福建古田出发，经屏南、建瓯、松溪、政和、寿宁等县，进入浙西南部与闽省交界的庆元县，把这里作为执行任务的基点。到庆元后，我们先在江根一个叫山林岘的村庄驻扎。山林岘村只有10来户人家，四周都是长着树木、毛竹的小山包。这里东离江根10华里，下一条岭就到了，南有条路通寿宁，西有条路到庆元，北面与竹坪村相望。山林岘正坐在这个三叉路口后面的山窝里。村后面就是龟背、望天楼等大山，便于游击队隐蔽。这里又是两省数县的结合部，回旋余地大。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好，早年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师就在这里开展活动，群众对革命有较深刻的认识，而生活贫困，倾向革命，是一比较理想的活动境地。因此，我们就以山林岘为依托，在龟背、望天楼等大山里搭蓬驻扎，有时到与寿宁交界的苏湖黄莲坑住，也有时到与政和交界的西溪长湾住。有时集中活动，也有时分开活动，在这一带来来往往半年多时间。
我们在山林岘召开了紧急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寻找浙南特委和龙跃同志。我们曾派出部队分头到景宁、泰顺、龙泉、寿宁等地去活动，但都没有与他们取得联系，只是从群众那里听到一些消息，说有部队经过，已有好几天了。也有讲，他们到浙东南沿海去了。
在活动中，我们碰到第一个困难是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于是宣金堂、程宗波等随军群众工作组的同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逐步与当地群众建立了联系，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开始，我们游击队没有公开自己的番号，行动也比较隐蔽。群众问我们是什么人，是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从江西集体逃壮丁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对这里的基本情况已比较了解。这一带是浙闽两省的边缘偏僻山区，群众除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外，还常受匪盗的抢劫，生活极为贫苦，经常连地瓜米都吃不上，只好挖野菜充饥，有的十七八岁的姑娘都是穿用麻袋片做成的衣裤。因而对三座大山极为痛恨，同情和倾向革命。闽东特委闽东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一直在群众心里生根发芽、许多菇民冬去春回在福建、江西的深山老林里制香菇，接触过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接受了革命道理。他们回乡后常常秘密传诵着，共产党如何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利益，福建、江西的苏区、革命根据地里没有财主，没有压迫和剥削，不要逃壮丁，是穷人自己的天下等等。其实，这里的群众也觉察到我们不象逃壮丁来的，象是共产党游击队了。有一次我们和江根水寨村吴顺明兄弟交谈时，他们有意把话题引到在江西做香菇时，看到红军如何守纪律，爱人民，是人民的子弟兵，问我们江西来的知道不知道红军，我们要去找红军怎么找？我们看到条件已经成熟，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找的红军、游击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就是。从此，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什么情况都会来向我们报告，还为我们买米、买盐、买电池、买药等。
为了更好地扎根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我和宣金堂同志还仿照当地群众中流行的但带有封建色彩的结盟方式，与吴顺明结义为兄弟，按年龄大小排列，吴顺明为大哥，宣金堂为老二，我为小弟。结拜时，我们还喝鸡血酒和盟誓，誓词是：为了革命事业，献身自己，如有反心之意，子弹穿身。结义前，吴顺明兄弟就为我们游击队做了许多事，结义后，通过吴顺明兄弟又联系了一大批贫苦农民，在江根一带扎下了根。
吴顺明，圆圆的脸，个子不大，但很结实。为人忠厚勇敢，我们有许多活动他都参加，我印象最深有这几次：
第一次，他带领我们到寿宁县双港桥村抓来一个大地主。
第二次，寿宁县保安队要来进攻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和扰乱敌人，我们派吴顺明到寿宁坑底贴标语。他把标语放在尿桶里，夜间到坑底，贴完了标语，巧妙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次，有一天，他带我们从坝头到水寨的路上，碰到两个人，一审问是国民党军队的“守口”（为反动军队带路、探消息的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暴露目标，我当即命令警卫员陈德魁同志（现任晋江地区水产公司党委书记）用石头把两个“守口”砸死，吴顺明也在场。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个是伪保长的儿子。
还有以后我们打八角殿庙会，也是吴顺明等为我们侦察和带路的。吴顺明有个弟弟叫郑金元，高高的个子，却住在坝头，他兄弟俩长相住处都不同，是不是又是结义兄弟，后了解他们是同母异父兄弟。吴顺明父亲死后，母亲改嫁给坝头一个姓郑的农民，生了郑金元。
我们在江根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没有与浙南特委联系上，于是决定改变方式，在适当的场合，公开行动，暴露游击队的番号，扩大影响，让浙南特委知道我们在这里活动，派人来和我们联系。
根据吴顺明等人的侦察报告，张村附近的八角殿马仙宫正举行盛大庙会。庙会从古历七月初一开始，月半结束，而初七、初八是庙会高潮，庆元、景宁、龙泉、寿宁数县都有人来赶庙会，人多时有二三千人。并报告庙会里有一个伪巡官带有一个排的敌兵，还有许多地霸豪绅在赌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影响的好机会，打一下庙会，抓几个地霸豪绅，缴几枝枪，各县群众回去一宣传，影响就大了，浙南特委龙跃同志知道后一定会派人来和我们联系，同时还可以筹些款，改善游击队的经济状况。于是决定由我带队打八角殿庙会。
我们游击队30来人由吴顺明大哥等作向导，古历七月六日下午，从龟背山下来到竹坪木桥头，隐蔽在路边的树里，待天黑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百多华里，到八角殿附近的村子里稍事停留，这时天已大亮，赶庙会的人已陆续来了，接着锣鼓齐鸣，庙内演《渭水访贤》的戏开场了，赌博也开始了。我派部队把八角殿几个门守住，不准通行，把大殿包围起来，然后进入殿内。这里殿内人声喧哗，象砸了锅似的，乱作一团。为了稳定秩序，我们开枪鸣警，我上戏台讲话，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说明我们不是土匪，是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经过宣传，人群安定了下来，戏继续演下去，经审查当场放走两个，但是开枪鸣警时，子弹从楼上柱子穿过使一个妇女中弹身亡，一个赌棍逃跑被门口哨兵打死在溪边。伪巡官和伪兵已在早上离开回县城，幸免做俘虏。傍晚时分，我们带着六个伪乡保长回龟背营地，其中有一个是景宁县伪参议员周兆文。
到龟背后，我们对6个伪乡保长进行了教育，放走1个回去通知他们家属送款来赎。过了20来天，款已陆续送得差不多，我们才放他们回去。头天晚上我们还组织他们开了个联欢晚会，有的唱京戏，有的拉胡琴，有的讲故事、做口技。第二天我们把5个伪乡保长从龟背送下来到木桥头释放。我的本意是不要杀人，把全部放掉。但因部队把我说的周兆文也一起解决算了这句话的“解决”二字误听为“处决”，所以把周处决在木桥头，其余4个放回去。此后我们游击队也从龟背转移到苏湖鱼条际和赤壁山之间的大山黄莲坑驻扎。一面派出部队继续寻找浙南特委，一面整休部队。当时正值酷暑盛夏，部队不少人患痢疾，因没有药物治疗，只能从群众那里得到一些草药。我们病故了1个姓范的机枪班长，是政和人。
在黄莲坑我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研究决定了3条：一、鉴于福建省的保安团尾追我们不放，由左丰美、王一平同志带部分队伍回福建，把敌人引回去。二、我带部分队伍留庆元，继续完成中央局和省委交给的任务，争取早日与浙南特委取得联系。三、保护群众，建立根据地，打击反动势力，镇压几个罪大恶极的伪乡保长和反动地主。不久，左丰美、王一平同志回福建，我们回到江根。
我们游击队几个月来的活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与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还有四个群众参加我们游击队活动。但也引起了当地伪乡保长和反动地主的恐慌和仇恨，他们向伪县政府写报告，要求派兵来围剿我们，还到邻近的寿宁县去请兵。我们在吴顺明大哥的带引下，处决了几个反动乡保长。有两个刚去寿宁搬兵回到家，就被我们杀了。我们刚出村，寿宁保安队已到，在水寨亭和我们遭遇，打了一下。
在庆元活动了半年多时间，我们仍然没有与浙南特委龙跃同志取得联系，听说他们已到沿海边的温州、平阳等地活动，因我们游击队大部分带的是长枪，不便于在平原地区活动，所以没有去沿海。这时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已一二个月，根据省委指示，我们于11月间撤回福建。临走前，我们担心吴顺明大哥及支持我们的群众，身份已经暴露，反动政府和当地伪乡保长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一定会遭受到摧残。于是，我们召集他们进行研究，征求意见，问他们是跟我们走还是留在本地坚持斗争，但他们都因有家庭离不开。我对他们讲：一、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也肯定要失败，你们可以组织起来，以逃壮丁名义上山坚持斗争。二、如果这边实在蹲不下去了，就到福建来找我们。三、万一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住，要坚贞不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说是为“土匪”办过事，千万不能说是为共产党游击队办事，这样国民党反动政府定罪会轻些。我们还将游击队员吴开栋留下，协助他们在万不得以的时候，组织上山打游击。
本文编辑：沈亮 | 
作者: 沈宗文 
来源: 庆元县党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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